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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奇闻: 开国第一骗子骗官升到党中央

近日,媒体曝光了一个名叫赵锡永的现实生活中的钦差大臣,他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在多地视察行骗。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号称共和国第一大骗子、新中国开国第一骗的李万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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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媒体曝光了一个名叫“赵锡永”的现实生活中的“钦差大臣”,他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在多地视察行骗。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号称“共和国第一大骗子”、新中国“开国第一骗”的李万铭。

  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对“李万铭”这个名字感到非常陌生了;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全国最大的犯、中国的“钦差大臣”李万铭绝对是尽人皆知的人物。

  人们已从作家老舍的话剧《西望长安》(主角栗晚成,其原型即李万铭)和徐岳的报告文学《他从天堂地狱来》等作品中了解到,只有很低文化程度的李万铭,怎样从一个士兵,伪造档案,自我吹嘘,到中央窃取农林部行政处长之高位的罪行以及被判刑后艰难的改造历程。199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草根所著的《我曾经是个骗子——李万铭忏悔录》一书。

  李万铭(1927—1991年),别名李铭,陕西省安康县人,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还有个孪生弟弟李万钰。他家曾开过粮栈、酒铺和山货店。为了赚钱,其父向酒里兑水,往山货中掺假,以次充好;为招揽生意,却在柜台上挂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招牌。这种刁钻刻薄的奸商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欺骗行径,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李万铭,使得他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

  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他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李万铭的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和批评教育,而且一次又一次受到父母夸赞,因而得到不断地滋长。但他倒也有些歪才,比如书法不错,而且特别擅长字迹模仿,并会;长得还不错,眉宇之间有时甚至还露出一股英气。

  1945年1月,李万铭在原籍安康兴安师范学习。他加入了。后来报名参加青年军,任207师准尉干事,曾书写过墙报,张贴过标语。他对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野心勃勃。李万铭早在上小学时就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了也要当委员长。”

  在军队里,李万铭这个自幼品行不端的痞子,进一步养成馋懒占贪、坑蒙拐骗的恶习。他艳羡虚荣、仰慕权贵,一心想当官享福——当官就要当大官,享福也得享大福。在他眼里,名利地位、厚禄,这一切都是骗来的。“不骗成不了大事。”“我不骗人,人就骗我。”“冒大险才能享大福。”成了他的信条。李万铭刚刚加入军队时只有18岁,但从此开始就实行他的信条:骗。有一次,部队进行新旧交替整编,他乘机弄虚作假,冒领退伍费。为此,他被当局抓进沈阳陆军监狱。

  1948年,李万铭随军到东北内战前线。辽沈战役后,军队大败,他趁乱从东北窜逃到江苏。1949年5月,南京被我军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谎称是“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二野”)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后,李万铭声言要去西南工作团工作,骗得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尔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采用同样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了这个没有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的伪党员、犯,把他送交当地人民法院,后被判处徒刑3年。

  1951年,李万铭受到人民政府的宽恕,被提前假释。但是,他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愈演愈烈。他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名誉地位。为达到做官享福的目的,他又暗下决心,要采取各种欺诈手段,冒一次更大的风险。

  1951年1月,李万铭在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紫东刻字铺,私刻“二野军大”组织部及委员的印章,伪造了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的介绍信、残废军人证明信、中国党党员证明信及鉴定表等,当月到达西安,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分配工作。那些漏洞百出的伪造信,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一个个人事组织部门,他不仅混进了安康专署,在民政科当上科员,而且成了一名组织上承认的“党员”,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残废军人”证书。

  半年以后,李万铭又被选为培养对象,派往武功西北农学院学习。对此他并不满足。4个月后,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梁得柱收到信皮上写着由李万铭转交学院的信,信里装着一份“二野军大”组织部的“军事调令”,内称:“任命李万铭为第12军35师103团参谋长,令速赴中南局报到。”西北农学院领导对此竟毫不怀疑,当即批准李万铭“归队”,除给他开具转移党员关系的介绍信、办理调动手续外,还同这个骗子一起拍了“留念照”。

  他利用自带档案之便,趁机销毁部分档案,又装进所谓“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称号”等履历表和鉴定书,并带着骗得的西北局党员介绍信及伪造的“二野军大”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民政部的介绍信,于1952年2月抵达武汉。

  李万铭此时已成了老手。到达武汉后,其用以惑众的头衔升了格,他不再冒充一般的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老红军”、“战斗英雄”、“模范党员”和“团参谋长”。这些漂亮的头衔果然帮了忙,他因此被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很快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秘书主任。他还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考察团赴苏联参观。

  1952年9月回国后,李万铭又故伎重演,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的来信,诡称:“已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赴朝任12军3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南农林部将其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一位崇拜“英雄”的女党员——年轻漂亮的中南农林部干部但琦,也向他献出了纯真的爱情。

  李万铭得陇望蜀,又谋划爬上更高的职位。1952年12月,他又捏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指示:“通知他赴北京会见陈赓司令员。”他用一张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农林部领导后即获准此行。在北京期间,他又伪造了陈赓将军给中南农林部领导的复信,称:“军委已决定调李万铭任第十二军参谋长,因身体欠佳,暂回中南休养。”回武汉后,中南农林部领导安排其住进东湖疗养院,又让其到杭州等地游玩。他还编造谎言说,在杭期间,适逢陈赓司令员也在那里,陈司令员决定他改任即将组建的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听候通知启程。

  1953年全国大区撤销,李万铭被调任中央林业部任行政处长。他以“喉咙中毒”为由,装病不上班。1954年秋,他又伪造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周士第的亲笔信及抄转志愿军12军军长给他的军急电报各一件,谎称:“令其担任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速飞兰州商谈军务。”他用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封封好,送呈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转林业部领导同志。李万铭所玩的这套把戏,偏偏又一次滑过了有关领导同志的眼睛,他们不但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还热心地指示为他购好一张民用。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飞抵西安,继续施展他的欺诈伎俩。他拟了一封周士第司令员给中央林业部两位副部长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与他在军队的职位相比,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其目的,是想以此为“尚方宝剑”骗取中央林业部更高的职位。

  李万铭在途经西安时,在与陕西省委张德生、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等人的谈话中,破绽百出,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其逮捕归案。而那位受骗的女党员但琦,也当即与之离婚,还把他俩所生的孩子也带走了。

  1955年7月27日,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长罗瑞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详细介绍了李万铭的行骗过程。不久,罗瑞卿还向一些艺术家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随即亲自前往采访李万铭,以其案件为原型,于翌年初创作了5幕话剧《西望长安》。话剧公演后立即轰动全国,李万铭也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1956年8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万铭一案,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权利5年,没收全部赃物。此后,李万铭被送入北京市监狱劳动改造。在第10个年头,他由被转到西安市东南郊的新安砖厂。1968年由于“文化大”他被加刑10年。1978年3月24日,李万铭用了整整23年时间书写的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的答卷,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在“对罪犯李万铭提前释放”的材料中,政府给他的评语是:“李万铭积极靠拢组织,并能和反改造言行展开斗争,‘一打三反’中揭发坏人坏事基本属实。

  1973年、1974年、1975年抢救砖窑拉砖的遇险马车,受到群众好评。该犯劳动态度端正,年年出满勤,能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爱护公物,注意质量。在工业学大庆‘六比’竞赛中先后4次被评为优胜工人,表现突出,多次受奖,确有立功赎罪表现。”李万铭在狱中经历了抗拒改造——接受改造,但不断出现反复——自觉改造的曲折过程,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

  李万铭获释后,在西安汽车制造厂就业。他获得新生之后,连添4件喜事:10年冤狱平了反;找到了亲生儿子;找到了亲生儿子;喜结良缘有了家;转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李万铭在“”中被加刑10年属于错案,不仅得到平反,而且还领到了一笔“冤狱费”——现金500元。他自50年代被判刑后,老婆离婚,儿子下落不明。多少个日日夜夜,李万铭一直思念着亲骨肉,就连做梦也常常想起儿子。新生后,行动自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儿子。他遍访农业部、林业部,到原居住地也找过了,却杳无音信。

  1982年,电视台播放了介绍李万铭新生的新闻后,被他的儿子知道,于是给《陕西日报》写信,不久他们父子终于相认。当时正赶上儿子操办婚事,李万铭兴奋地发去电报以示祝贺,并寄去100元钱表示心意。1983年春节期间,李万铭经人介绍,同凤翔县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结了婚;二十余年孤独一身的他,又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1984年4月,时年57岁的李万铭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招工年龄,本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表现比较突出,以特殊情况把他转为国家正式工人。1991年初李万铭在西安病逝。

  李万铭案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其实他的骗术并不怎样高明、复杂,但在1949年上半年及1951年1月到1955年1月的4年当中,他先后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混进了我们的政府机关,而且钻进了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工作人员,而且在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职位。

  李万铭的起家仅仅依靠来维系: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军装,一件印有“战斗英雄”字样的运动衣经常穿在身上;胸前经常佩有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和徽章。纯属编造的战斗故事经常挂在嘴边,逢人便谈自己如何在同敌人的肉搏中挨过刺刀,以致一条腿落残;就连他的口吃,也胡诌是因为在战场上中了“敌人的毒气弹”所致。参加国庆节的观礼证、赴苏联带回的收音机、“朝鲜战地服务团”赠送的照片等,都被他摆放在宿舍里最显眼的地方。他在伪造的假档案中各段历史时期“证明人”一栏,赫然填上“罗瑞卿”、“陈赓”等人的名字,目的是使各级组织既不会轻易怀疑又无从查对,无形中还抬高了他的身价……

  正如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社论所指出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一贯把自己装扮成对人民有功的“残废军人”,装扮成早年就参加的“老红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他捏造的入党介绍人和历史证明人又都是中央机关的党政负责人。一些负责同志不但没有怀疑过他的历史,而且对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信任,甚至在有人正式检举了他之后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这便暴露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人事组织工作制度许多明显的漏洞,机构人员变动频繁,信息交流不够发达;以及许多人对英雄模范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

  前一段时间,随着电视剧《少帅》的热播,大家应该对那个将文章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家伙记忆犹新吧。那家伙叫郭松龄,他与张学良的关系,可以用得着李商隐的一句诗来形容,“平生风义兼师友”,亦师亦友。可是,郭松龄却造了张大帅的反,还想拉着张学良一起干,让儿子反对老子。最后,郭松龄兵败被杀。

  盛世才是辽宁开原人。因为结识了郭松龄而步入军界。不知为什么,郭松龄非常喜欢这个小伙子,还将自己的义女嫁给了盛世才,让盛世才攫取了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桶金。

  不过,盛世才确实是一个很懂得专营的人才。郭松龄死了,他却没有跟着完蛋,居然跑到南京谋了一份差事。1930年,盛世才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了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那是凤凰掉进了鸡窝里,鹤立鸡群啊。因为他是留过洋的,受到正规军事教育,其他人都是一些土鳖。因此,盛世才渐渐掌握了一些军队。1933年,新疆爆发了“四一二事变”,手握枪杆子的盛世才趁机攫取了新疆的最高领导权。

  新疆实在太大了,山头林立,盛世才名义上成了“新疆王”,可不服他的人多了。怎么办?盛世才决定施展瞒天过海之术,骗一个人。

  盛世才派人去苏联,见到了苏维埃最高斯大林。那人对首先对斯大林说,盛世才很崇拜他,当然这是屡试不爽的屁话。然后,那人告诉斯大林,盛世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是主义。这话斯大林爱听。但斯大林毕竟是伟人,伟人不会只听信片面之词。斯大林就派使者来到新疆,看一看盛世才。

  使者见到盛世才后,惊奇地发现盛世才的书房放着《党宣言》、《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这不是陈设,书中有很多盛世才的圈注。盛世才还一本正经地告诉使者,他从学生时代就信仰主义,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将新疆建成主义的天堂。盛世才甚至十分虔诚地表示要加入苏联党。

  盛世才真的信仰主义吗?骗鬼去吧。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他只不过是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统治。很快,盛世才就自己拆穿了自己的弥天大谎。

  随着苏德战争的推进,盛世才觉得苏联罩不住他了,他想找蒋介石玩。可是,蒋介石是谁想玩就能玩的吗?按照江湖规矩,你得纳投名状。

  狼心狗肺的盛世才阴险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盛世骐,反诬是新疆的党所为。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栽赃陷害伎俩,盛世才用来也是得心应手。随后,盛世才逮捕了一大批党员。这其中就有毛主席的亲弟弟毛,还有“一大”代表陈潭秋。

  毛主席早年离家投身,父母相继去世后,二弟毛便担负去了养家的重任。艰难的生计,让毛养成了勤俭持家的经营之道。后来,参加,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担任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的委派,毛和陈潭秋一起来到新疆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是我党一名卓越的家,出色的经济专家,竟无辜惨死在盛世才的屠刀下。

  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持枪上阵杀敌的勇士,受过伤,坐过牢,是一名优秀的主义者。他被杀害的时候,外界都还不知道,他的儿子才刚两个多月,妻子直到第二年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七大”还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他已经为国捐躯了。

  有了这些投名状,蒋介石愿意跟盛世才玩了,给了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等一系列头衔,腰杆子硬起来的盛世才驱逐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

  然而,蒋介石之所以接纳盛世才,是想让中央军进驻新疆。这一点,唯我独尊的盛世才是抵触的。在盛世才眼里,他是和蒋介石、斯大林并列的人物,岂能甘居蒋介石之下。

  很快,盛世才便发现,蒋介石的手伸得太长了。为了维护新疆的统治,盛世才决定驱逐势力,逮捕人员,就像他当初逮捕党员一样。

  蒋介石恼羞成怒,强制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改任朱绍良为新疆省主席。黔驴技穷的盛世才既惹不起蒋介石,又惹不起斯大林,只好乖乖地去重庆报到。

  由于民怨沸腾,蒋介石本想将盛世才撤职查办。然而,小人总是有办法。盛世才通过贿赂有关人等,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被赶出后,盛世才去了,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晚年过的还不错,一直活到1970年病逝。

  [导读]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1930年,雄心勃勃不甘人下的盛世才在南京屈就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投闲置散,百无聊赖。老上司朱绍良曾保举他破格晋升少将,但参谋总长朱培德没有点头。朱培德是循规蹈矩的老派军人,对来路和作派都别具一格的盛世才并不特别欣赏和看好。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专门部攻读经济学,与名报人张季鸾结下师生之谊。1917年,得亲友帮助,东渡扶桑,到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归国后,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云南讲武堂(广东)韶关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并与以粤赣湘边防督办身份兼任该校校长的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盛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发展,得到郭的青睐。依照郭松龄的旨意,盛停妻再娶,与郭的外甥女邱毓芳结成之好。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保送盛世才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邱毓芳同行,入东京女子大学习家政。盛世才主政新疆后,邱毓芳风头强劲,有“新疆的宋美龄”之称。顺便说一句,有名的新疆伊犁特克斯八卦城,最初便是由邱毓芳的父亲邱宗浚(时任伊犁屯垦使兼守备司令)主持规划营造的。

  1925年12月,郭松龄发动滦州兵变,联冯(玉祥)叛奉,讨伐张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国参与。终因人谋不臧,郭松龄兵败身死,著名才女林徽因也因此役遭遇了丧父之恸。盛受郭牵累,被取消公费,学籍几乎不保。但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转而凭借齐燮元的接济资助,终于履险如夷,完成学业。1927年,盛世才回国,到国民军任职。要说,升迁其实也并不算慢。但以盛世才对自己的期许,这样随人俯仰按部就班实在无法忍耐。他决心另谋出路。

  盛世才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边陲。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正在物色讲武堂教育长人选。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向龙云举荐了盛世才,得到双方认可,入滇成行在即。恰在此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同样经彭昭贤介绍,鲁效祖与盛世才搭上线,双方一拍即合。较诸僻处一隅的云南,浩瀚辽阔的新疆及与之毗邻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疑对具有国际视野的海龟盛世才更有吸引力。孰料好事多磨,金树仁对盛世才颇怀戒心,回电指示鲁效祖“婉拒”。但鲁效祖认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盛世才正是新疆亟需的干才,以去就力争。金树仁不愿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勉予同意。1930年秋天,盛世才夫妇与鲁效祖一起乘苏联西伯利亚火车至新疆塔城,再转汽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朱绍良预祝盛世才在边疆一展抱负,并馈赠了一笔旅费。

  三年后,盛世才夤缘时会,投机成功,由上校一跃成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他根据四一二后的形势,在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订“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标榜“建设新新疆”。

  盛世才依靠苏联,吹捧斯大林,甚至加入了联共。但在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形势下,他依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盛在莫斯科-延安-重庆之间玩手腕,走钢丝,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多次炮制所谓“阴谋案”,清除了一批批政敌,将大权牢牢攥在掌心。

  1940年11月,斯大林威逼盛世才签订租借锡矿条约。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胞弟盛世骐被刺。……诸多事变接踵而至,迫使盛世才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他决定与苏联和决裂,投靠国民政府。

  虽然黄慕松、罗文干先后铩羽而归,此后又国事蜩螗鞭长莫及,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完全控制新疆的意图。1941年,吴忠信巡视青海,成功劝说马步芳将河西走廊交给中央军驻防。同年秋,胡宗南派李铁军出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进驻甘肃酒泉,随时准备开入新疆。1942年7月3日,朱绍良(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携带蒋介石给盛世才的一封亲笔信,从兰州飞抵迪化,一下子拉近了新疆当局与国民政府的距离。在当晚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朱长官即兴赋诗:

  盛督办为之动容。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叙旧诗。卒章显志,它落笔在民族大义江山一统。以盛世才之精明强干,当然不会看走眼。他在离开新疆前后,一再高自标许的,就是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费尽移山心力,方使新疆版图完整归入中华。

  后来不断有人追究盛氏的罪过,蒋介石直言不讳为之辩护开脱:“某同志昨天在会上述及盛晋庸同志在新省主政时惨杀民众一事。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省,自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

  核心提示:这当中,时任新疆督办公署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边卡大队长的王效典功不可没,他不仅奉命热情接待了李先念率领的仅有400余人的残部,使他们在星星峡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还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们,光吃饭就让这些历经艰难的士兵每天吃5顿,顿顿有肉,为中国保住了珍贵的一份火种。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夺取宁夏及甘西。中央军事委员会遂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西挺进,建立河西根据地。接到命令后,这支两万余人的部队开始向西挺进。途中遭到西北大小军阀和各县民团武装的围追阻截。西路军一路上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处境艰难而归于失败。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几场恶战,最终于4月底抵达星星峡。这当中,时任新疆督办公署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边卡大队长的王效典功不可没,他不仅奉命热情接待了李先念率领的仅有400余人的残部,使他们在星星峡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还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们,光吃饭就让这些历经艰难的士兵每天吃5顿,顿顿有肉,为中国保住了珍贵的一份火种。

  王效典(1914—1977),辽宁省北镇县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幼时在姨母家读书至初中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弃学从戎,参加抗日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间。后因战争失利,退入苏联,在赤塔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后经斯大林与盛世才协商,这批抗日义勇军将士进入新疆。王效典入盛世才任名誉校长的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分至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工作。1937年,又被派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星星峡边卡大队长。

  王效典在任星星峡边卡大队长时,根据盛世才命令,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王效典亲率边务处人员,分乘大卡车,到新疆与甘肃的边界白墩子、红柳园一带,寻找西路军将士。并与西路军将士一起,果断地处决了前来缴械的叛匪哈密警备司令饶乐博斯派来的少校军需主任李西斋、中校副官长铁木尼亚孜,有力地保障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安全。在星星峡边卡,王效典与李先念同住一幢房子。他向李先念保证:红军安全,请政委放心。有我王效典在,就有红军在。1938年,王效典由星星峡调任乌鲁木齐军官学校部副主任兼教官,给第三、第四期学员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等课程。此间,曾数次奉命赴有关县市平息土匪叛乱,并与、联共(布)人员赴百灵庙,为国际开展对日本、蒋介石的军政人员的谍报工作。

  1941年,王效典和边务处的20多名青年被盛世才以“参与陈(培生)武(左军)案”逮捕入狱,受到严刑逼供。1944年张治中重审此案。1945年二三月间,因病被其岳父王镜楠花钱保释出狱,在岳父家养病。不久,又因当年帮助西路军在星星峡处决叛匪,遭到饶乐博斯的悬赏缉拿。幸得友人帮助,秘密潜回兰州隐居。其间,全家漂泊流浪,寄人篱下。

  1946年,180多位从新疆迁居兰州的原抗日义勇军人员及其家属,集体向甘肃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要求回东北老家务农。得到批准,并获得路费和毛毯等物品。他们500余人乘卡车从兰州出发,途径西安时,被胡宗南以其中有党为名,阻止前行,就地解散,自谋出路,不得离陕。王效典他们或摆地摊,或乞讨度日。其间,王效典得到岳父在西安军队任军需官的朋友的帮助,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王效典得到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人的照顾与帮助,到外贸部工作。1950年,王效典调至天津华北外贸管理局工作。1951年随局迁回北京,调至中国进口公司工作。后王效典加入中国建国会,参加全国政协活动,参与领导外贸部工商界人士学习,到外贸学院教授外贸运输课。其间,王效典两次写信给李先念,深表感谢,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李先念两次亲笔回复,鼓励王效典努力工作。

  1960年,有人怀疑王效典伪造李先念的信件,是骗子。以让王效典到海南出差为名,秘密把他接到,逐一查验李先念给他的信件。半个月后,查清属实。一年后,王效典回到单位,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新疆,支援西北建设。

  1961年10月,王效典调任新疆建设兵团八一百货大楼经理。“文化大”期间,王效典受到。1967年北京财贸学院的找到王效典,要他写材料,证明李先念在新疆期间“叛变”,是“叛徒”。他回答说:“这是没有的事情。”拍桌威胁,他也没写一个字。

  1970年,王效典被下放到石河子新疆建设兵团第146团2营8连农场,劳动近3年。1973年回到乌鲁木齐任原职,但因病不能上班。1977年3月退休。1977年5月,赴兰州探亲治病。6月19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3岁。

  核心提示: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

  在甘肃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三十多幅红军西路军将士血染河西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时,被我军从马家军的地下室和甘肃省局大队长范宗湘家里查获的,它真实地记载了半个世纪前,高台发生的那桩动天地、震人寰的历史血案。其中一幅三颗烈士首级的照片尤其令人惨不忍睹。

  尽管这些照片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三颗烈士首级是谁?有的展馆和陈列室里照片的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部主任杨克明(中)、红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右);有的纪念馆的照片说明,却说右边那颗烈士首级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为查清,笔者对照片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考证。

  董振堂领导的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在宁都起义后,由命名为红五军团,下属三个军,共1。7万人。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参加过着名的赣州战役和水口大战,打得很漂亮。长征路上,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用殊死战斗和巨大代价保卫了中央纵队的安全。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奉命担任左路军前卫,率先走过草地。10月,三军会师前的华家岭之战,为阻击胡宗南部主力的进攻,副军长罗南辉牺牲,部队减员。11月,五军奉命渡过黄河西进,沿途与敌马家军苦战三个月,进至高台,又与敌血战九天九夜,直至弹尽粮绝。

  1937年元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的红军战士用最后的手榴弹和捡到的石头、瓦块与敌进行殊死的厮杀。正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五军刚收编的民团八百人哗变,他们打开了城门,敌人像蝗虫一样扑进城内。

  顿时,城墙上、巷道里、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上午7时左右,军长董振堂在东城门楼上让通信员找来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眼中喷火,大声喊道:“吕仁礼,我要你把东城门守住,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吕仁礼带着两个连立即奔赴东门与敌拚杀。激战中,吕仁礼头部被敌军骑兵的马刀砍伤,不省人事。

  此时董振堂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四百多米的地方,只见董振堂身子一歪,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急速沿着城墙壁飞下,接着,科长寇惠民和几名警卫战士也来到墙根下。参谋孔建光将董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只见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孔参谋一直不停地呼喊:“董军长!董军长!”过了一会儿,董军长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弱地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讲着讲着,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猛摇,可是,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在高台之战中,红五军部主任杨克明也光荣牺牲。高台县城的许多老乡都认识他,因为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的第二天,即元月二日,杨克明在高台县城的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人起来求解放、参加红军。高台失守,敌人闯进街巷,杨克明带领几名警卫员,在城东南角的一座财主宅院里指挥战斗,高呼:“党员、共青员要坚持到底!”突然,敌人的炮弹将房子击中起火,杨克明头部被烧伤。在烈火中,杨克明带伤组织战士们增援西关,和敌作殊死搏斗,刀砍石砸,拳打脚踢,最后中弹壮烈牺牲。

  高台之战,董振堂、杨克明和十三师师长叶崇杰、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以及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数同志幸存外,都光荣战死。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杰、刘培基四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1937年2月中旬,这些头颅又被马步青带回武威新城兵营。为了向主子请功领赏,他特地叫传令兵把四颗烈士首级送往骑五军医院保存。当时敌八战区部搞宣传的李启之等人拍摄了照片,由兰州大北照相馆洗印、放大。照片中,还有红五军年轻的长被钉在街头的大树上,狞笑着的数十名敌人与之并列合影。拍摄中还强令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分成两排,前排蹲,后排站,合影,继之打死,再留影……

  三颗首级的照片中,除左边董振堂、中间杨克明外,右边的首级到底是孙玉清还是刘培基?为弄清情况,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春等,以对先烈高度负责的精神,几经走访查询,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争议的疑点,准确详实的资料证实,这颗有争议的烈士首级是孙玉清,而不是刘培基。

  孙玉清,湖北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人。1929年11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党。在红军中历任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等职,长中的毛尔盖会议之后,他由红三十一军调任红九军军长。

  在西征路上,红九军奋战古浪失利后,孙玉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被撤职,调到总部直属队当指挥,他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黎园口一仗之后,他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朱良才、徐太先等领导干部组成一支小分队,艰难地沿着祁连山向东前进。一天,他们刚刚准备宿营,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小分队被打散了,孙玉清又一次负了伤。在这紧急的时刻,孙玉清还一心想着党中央,带领十多名干部战士准备化装奔向陕北,不幸于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三道沟被搜山的地方民团包围,孙玉清被俘,押到敌二九八旅旅部后,因叛徒告发,敌人弄清了孙玉清的身份。

  马步芳闻报孙玉清军长被俘,即令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进行诱降,其参谋长受命陪孙玉清洗澡,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但孙玉清不卑不亢,漠然视之。5月17日,孙玉清被敌团长马忠义从张掖提解到西宁。

  马步芳在“会见”中,得意地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日被俘有何话说?”孙玉清从容自若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从参加红军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他还当场揭露了马家军征夫抽丁、耗资派兵不抗战、专打红军的罪责。

  马步芳还是决定以“情”感化,派人“陪”着孙玉清来到敌一百师陆军医院,看望被俘后在这里服苦役的岳兰芳。孙玉清看着显得过早衰老的妻子,疼爱、难过、愤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岳兰芳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身处虎狼窝,怎能将这一切流露给敌人。孙玉清抑止住感情,重重地说:“不要怕,战死和被杀一样光荣。”不久,蒋介石以“危害罪”下达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当年杀害孙玉清烈士的凶手喇文彬交待了具体情况:那是1937年的5月,西宁古城,寒气袭人。身陷囹圄的孙玉清被关押在敌旅长马忠义的土楼里,他们得到密裁孙玉清的命令后,派出两个传令兵,先把孙玉清押到一家照相馆给他照了相。这张照片解放初曾存放在青海省档案馆里,后来,经过一番周折,青海省的同志终于在中国博物馆查到了孙玉清一张单人首级像,照片背后写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将这张照片精心复制,带回西宁,与西路军三颗烈士首级照片对照,大家发现,中国博物馆的照片和右侧的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从而断定,三颗首级照片右侧的人是孙玉清,不是刘培基。

  为了更加可靠起见,青海的同志又将博物馆的照片寄到了孙军长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委党史办,请求找孙玉清的亲友辨认。红安县委党史办复信说:经熟悉孙玉清烈士的同志反复看过后,认定他就是孙军长。请孙玉清军长当年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夫人)、程世才(红三十军军长)、石忠汉、陈宜贵(红九军保卫部长)和孙玉清的警卫员黄科林仔细辨认,他们都说:“很像!很像!”

  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运到西宁后放在伪中山医院保存,以后腐坏了,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内。

  孙玉清被害后又由喇文彬和马昌隆找了马车,将孙玉清埋在南门外体育场一个坑内。第二天为了给孙玉清照相,喇文彬和马昌隆又到孙玉清被埋处,由喇文彬抱住孙玉清的肩膀,马昌隆将孙玉清的头割下来交给邴应南送到马步芳的一百师师部(地点在火神庙)照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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